——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身份构建

导论

清末明初以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那些特色？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只有联系“异域”进入王朝“版图”的历史，在“彝威”、“汉威”、“洋威”交织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本书就以民国这一主要历史时期为背景，从西南地区“夷族”这一群体中的精英代表—曲目藏尧、高玉柱、杨抵中、岭光电、李仕安为切口，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五族共和“之外的新画卷。

1.从“异域“到“旧疆”，“内部边疆”的消解

作者的另一本书《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性质，从西南地区的具体区域社会史脉络中探寻可能性与现实性：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分散着大大小小的政权与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那么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换言之，这类社会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作者首先从“版图”这个概念的入手，古代的“版图”主要是一个赋役的概念，古人的视野中有三类地区：其一，“编户齐名“之地：其二，一些个人或者一些代表向王朝缴赋应役的羁旅之地：其三，所有人都没有要求向王朝缴赋应役的”异域“。当第二、第三类地区进入”版图“变成第一类地区时，常常被称为”新疆“。其与”旧疆“的区别主要是在于文化的融合程度。而从元朝开始，中央王朝便开始用于土司制度，加上控制的交通线与城市，以点线带逐渐扩张直至将其纳入王朝”版图“。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控制是不彻底的，从大凉山地区的混乱，保头，黑夷白夷等就可以看出，以至于到了1950年建国后，共产党派工作队还需要配本地翻译，有翻译，沟通了，摆酒欢迎；没翻译，派军队都不行，人不多，马上就被吃掉了。

历史中这种“内部边疆“的消解过程意味着”民族融合”的成功，但在这一过程西南非汉族类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吗？他们的主体性如何？因此作者从三个概念揭示了“异域”社会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的作用。

1.1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展

第一，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中，往往充斥着各种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这些分散的力量与王朝进行合作获取更多的权力，除去书中谈到的王朝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还延伸出一种利益的勾搭。李仕安曾在回忆里谈到：雷波县城内“夷户“稀少，县城附近，”夷“汉杂居，”夷人为害并不甚多，而夷汉勾结为害者更多”，还提到雷波城内的汉人精英是如何“耍蛮子“的，当然除去抢掠之外，汉与夷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第二，有的扩张中，王朝并没有明显地介入，形成一种（王朝）未出场的扩张，通常发生在“新疆”，“旧疆”的区域。

1.2新秩序中旧传统的利弊

土司制度乃至改土归流等任何措施，都不能立即创造出新秩序，中央的统治更多彰显着明显的地方性特色，土官与王朝的关系，弊端在于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土目长期存在直至民国。利处则在于这是一种大一统体制弹性的具体表现，传统中国大一统体制能够不断扩张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在于它的灵活性：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这种理念被后世一直所借鉴，孙先生的五族共和理念—汉满蒙回藏（虽然孙先生是一位民族同化论者），但为了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设立五族委员会，给予国会席位。这也是后来夷族一直奋力争取却始终未完成的愿望，他们甚至利用着一理念提出双向确认，与隐藏威胁来争取他们这个群体的诉求。但最后的失败与这一理念背后的深意我一会儿再进行详细的探讨。最后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理念。

1.3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

在广阔的西南地区，非汉族类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呈现出两种情形。一种是连带着自身的族类身份也改变了，出现许多少数民族认同汉人身份的例子，甚至许多土司也声称自己源出汉人，此即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即使有时候并不是自身认同但也会出现对汉人的亲和，对汉人文化的向往，例如李仕安先生加乃上层白夷，是阿卓土司家的头人，身份地位较高，重要原因之一是精通汉语，熟读汉书，教小辈读书。这些夷族精英的重要共同努力方向就是教育，除去他们自身都是熟读汉族文化经典之外，他们希望后辈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将夷族带入中华民族这一大群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他们对中华民族这一族群的认同，对汉人文化的认同。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土司、土目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在改土归流之后，我也尚未发现这种例子，认同王朝国家并不意味着认同汉人身份，我称之为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歧，并从政权与文字传统来予以解释。夷族用文字所创作的家谱、历史书籍以及宗教文书中表明了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本地的合法性，这一身份的认同来源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通过族群中有威望的人不断地在不同场合，一代又一代的宣讲、传授。使得族人对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此地的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记忆。夷族的上层和精英并不轻易的转向汉人的身份认同，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非汉身份。这一点可以从民国的夷族精英在政治上叱咤上看出一二，但这些人心中就真的不会矛盾和徘徊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些身处政界的夷族精英，夹在本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现实利益之间，彷徨摇摆，其身份意识隐而不彰。

2.夷族失败的根源—五族共和的假象

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夷族精英为求本民族之发展做出的努力与贡献，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民国二十九年以来夷族从不被知晓，到差点成为第六族的过程。民国前期，就有曲目藏尧在演讲中提出：“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倮夷民族？”他与后来的高玉柱等人利用隐藏的威胁与双向确认原则向政府表示出他们的价值与作用，而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期，夷苗更是掀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请愿高潮，他们举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明确指向“夷苗”的政治承认，似乎胜利无限的接近他们，“夷苗”真的会迎来发展的千载良机吗？事后回哞，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截然相反。与中央近在咫尺，却也意味着咫尺天涯。我们不禁问道，为什么人口数量不少，实力不弱的夷族始终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地位？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它的发展？答案就是—民族同化。

早在辛亥革命之时，孙先生就是一位彻底的民族同化论者，主张非汉民族应当同化于汉族，虽为国家统一提出五族共和，但强调的却是五族需融合与同化，最终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改组国民党后，更是系统阐述五色旗之不幸，应该用青天白日国旗。在其去世后，国民党逐渐摆脱苏联控制和影响，“民族自决”的表述被删除，手握大权的蒋介石部分践行了孙中山的遗愿，确立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中华民国政府开始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民族同化的实质。抗日战争期间虽有外敌的压力，但因为日本吞并中国之策略，以军事为主，思想分化为辅，对少数民族，日本致力于挑动其对国家的离心倾向，再对其予以控制，凡建立未满政权，策动内蒙古独立，倡乱新疆种种，皆属此类。中央对此风声鹤唳，贯穿同化思想的意志更为坚定，政策更为积极，稍有苗头，尽力扼杀之。当下层的诉求与最高层的利益相违背时，除非推翻原有统治，不然不会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近代夷族奋力斗争却任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尾声

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还有许多，极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为我拓展了西南地区近代史的新视野，让我把目光放到了一个较为不熟悉的彝族身上，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认识更加深刻，这也让我对今天的时代产生思考，具体民族到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怎样一种民族政策呢？